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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倪元璐行草《舞鹤赋卷》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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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2007-10-18 | By: pengjr ]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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倪元璐行草《舞鹤赋卷》 1994年3月19日，北京一位姓耿的年轻人专程来天津拜访孙犁先生，赠送了一本《中国书法全集·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郑孝胥》。孙犁先生为这本书包上了书衣，并以特有的“书衣文录”体写下了三段文字。其最后一段这样写道：“书法者，知识分子之余事，然亦处世之大节。观此集，可知文字非小道，文人之政治趋避，亦反映其间。以历史论，康、梁不失为时代之猛士，而罗、郑实为因循自私之小人。合编一集，正如一个舞台之上，丑、净同时演出。”
孙犁先生虽然不是书法家，但这段话却是知人论世的精辟之言。
关于“书品”和“人品”关系的争论，已经持续了上千年。二者尽管不能完全画等号，但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，恐怕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。罗振玉、郑孝胥在书法上都有很高的造诣。他们眼界高、见识广，书法作品的数量也非常可观。从书法本身来说，很难挑出他们的“硬伤”。尤其是郑孝胥，影响巨大。从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题签到“交通银行”的匾额，其书作可谓比比皆是。而且，郑孝胥的书法在过去的青年人中有着很大的市场，胡适、钱钟书等青年才俊曾一度学习过他的书法。但是，我们今天来看郑孝胥的书法，总觉得还是缺少了一些什么。尽管他的字写得很完美，甚至无可挑剔，但仍然透着一种“俗”，的确称不上“大家”和“巨匠”——尽管，“大家”和“巨匠”已经被现代人大大地打了折扣。
由此看来，无论是文学，还是艺术，技巧都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还是学养、境界和人品，所谓“字如其人”、“文如其人”，良非虚言。
倪元璐的书法就可以印证以上这个观点。
以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而论，倪元璐称得上典型的“忠臣死节”。他是浙江上虞人，生于明万历二十一年(1593)，字汝玉，号鸿宝，天启二年(1622)进士及第，历任户部尚书和礼部尚书。崇祯十七年(1644)，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占北京，皇帝朱由检跑到煤山自缢身亡，倪元璐随后自缢，算是壮烈殉国，终年52岁。明福王谥其为“文正”。
在中国书法史上，明代虽然没有出现像秦汉、魏晋和隋唐那样的高峰，但明代的书法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。而且，在众多的书法家中，大多以妍美、秀丽、飘逸见长，如董其昌、文徵明、唐寅等。而倪元璐在这些书家中则显得比较独特——他的书法是以雄浑、苍凉见长的。下面就以故宫博物院所藏他的一件名作—口《舞鹤赋卷》(图为作品局部)为例加以分析。
《舞鹤赋卷》为行草长卷，纵30.4厘米，横909.8厘米，写于崇祯二年(1629)。是年四月，倪元璐以翰林院侍讲的身份迁官南京国子监司业。他到任之后，即把母亲接来奉养尽孝。据《倪元璐年谱》记载，他的官舍旁有修廊疏牖，曲桥池塘，景致幽雅，更有友人送来双鹤，放养园中。倪元璐因见双鹤衔枝骈舞，出入云汉，逸兴大发，遂完成了《舞鹤赋卷》这幅佳作。
这是一件一气呵成、大气磅礴的力作。从用笔上看，此作不斤斤于点画的工拙，不讲究行笔的“逆人平出”，更不在意笔画的“藏头护尾”，而是大胆落笔，信笔由之。但倪元璐又具有很强的控制和擒纵能力。他行笔果敢而不草率，下笔重拙而不粗俗，笔画圆浑而力量中含。如篇名《舞鹤赋》三个字，笔力遒劲，线条圆浑，但毫无臃肿之病。在书写过程中，倪元璐习惯用渴笔浓墨，使人能感觉到书写时下笔的凝重和力度。由于浓墨渴笔，使得线条呈现一种生涩、苍劲之美。那种克服摩擦力而自然形成的飞白与枯笔，恰恰是一种力量之美，如篇首的“舞鹤”和第二行的“幽”字、第三行的“禽”字、第五行的“指”字等。但倪元璐又不是一味地用渴笔浓墨，而是燥润相映、浓枯相谐。他好像不大注意墨的浓枯、笔的渴饱，而是顺其自然、不加修饰，这就在无意中形成了自然而富有变化的艺术形象。如篇目中的“赋”，第二行的“散”、“径”、“验”，第三行的“物”、“伟”等字，都是笔酣墨饱，与其他的渴笔枯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，但又不失和谐自然，真是出神入化、登峰造极。
在书法创作中，横幅的难度要大于直幅。而且，在倪元璐的存世作品中，直幅居多。《舞鹤赋卷》长达九米，在创作过程中的难度可想而知。但倪元璐凭借高超的技巧和深厚的功力，使这件作品达到了自然流畅、和谐统一而又雄浑苍劲的艺术境界，可以说与前人比肩继踵，令后人无法企及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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